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以來我國外貿面臨多年未有之嚴峻挑戰。但與此同時，跨境電商釋放出了巨大發展潛力。1月份至2月份，我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額174億元，同比增長36.7%。

“傳統外貿受到疫情嚴重沖擊，需要進一步發揮跨境電商獨特優勢，開展在線營銷，實現在線交易，保訂單、保市場、保份額，以新業態新模式助力外貿攻堅克難。”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表示。多位專家在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跨境電商快速發展，充分顯示了其對外貿創新發展的引領作用。

線上優勢突出

跨境電商是互聯網時代發展最為迅速的貿易方式，能夠突破時空限制，減少中間環節，解決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為更多國家、企業、群體提供發展新機遇，這也體現了貿易的包容性發展。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傳統線下渠道受阻，線上采購需求卻不斷增長，跨境電商優勢得以發揮。

“疫情期間，跨境電商成為我國外貿發展的重要渠道，充分顯示了跨境電商作為新業態對外貿創新發展的引領作用。”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所長張莉表示。

對防疫物資等海內外消費者急需產品來說，跨境電商平臺提供了快速便捷購買渠道，實現了高效快速的全球供需匹配。“疫情發生之初，面對國內防疫物資嚴重不足，無論國內跨境電商企業，還是外資跨境電商企業，紛紛在跨境電子商務公共服務平臺積極響應，有力協助跨境電商市場主體及線下園區，全力保障口岸防疫物資通過跨境電商進境，滿足了社會需求。”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主任沈玉良表示。

張莉認為，跨境電商企業近年來形成的集采渠道優勢在進出口物資采購、端到端配送等方面得到了有力發揮，開創了防疫物資“全球集采——定點直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跨境電商提升了我國外貿的全球供應鏈集采能力。

“跨境電商是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新模式，在疫情期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國家進口研究中心主任魏浩表示，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國際市場需求明顯萎縮，我國企業原有出口訂單短期內被大量取消。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部分企業出口開始從線下轉向線上，紛紛從事跨境電商出口，一方面通過跨境電商平臺積極尋找新的企業客戶；另一方面直接開展零售業務，有效開辟了新業務、新市場。

“跨境電商物流和海外倉成為了‘穩外貿’重要支撐。”張莉說，此次疫情對物流配送形成了直接挑戰，我國跨境電商物流企業通過包機、海外倉存儲發貨等多種方式，保證了跨境電商貨品及時送達。

綜合試驗區擴圍

疫情發展并未影響我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再次擴圍。4月7日，國務院決定新設46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加上已經批準的59個，全國將擁有105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已經覆蓋了30個省區市，形成了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發展格局。

張莉表示，此次擴圍一方面是支持各地的積極申報愿望，提升各地對跨境電商發展積極性；另一方面表明國家對跨境電商這一外貿新業態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這也進一步說明，此前的跨境電商試驗取得了積極效果，可以更大范圍復制推廣和更寬領域開展創新。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額達1862.1億元，是2015年的5倍，年均增速為49.5%。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在外貿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同時，“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是我國外貿企業轉型升級主要平臺，對于外貿企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沈玉良表示。

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已成為創新創業新高地。各綜試區設立“創客小鎮”“眾創空間”等各類孵化基地、平臺共37個，2019年新增跨境電商企業超6000家。截至目前，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企業品牌已經超過3000個，綜試區企業已建設海外倉超過1200個。

魏浩表示，通過跨境電商的區域擴大效應和企業數量增加效應，彌補了疫情給傳統貿易模式造成的不利沖擊，成為推動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新動能，有利于我國外貿穩定發展。

“建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目的，在于鼓勵更多地方推動跨境電商創新發展。”張莉認為，從這個角度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談不上建多了，反而是多多益善。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就是要通過加強各綜試區的體系建設、平臺建設、特色建設，支持跨境電商綜試區企業匯集境內境外流通要素，引導企業重新配置、整合、提升渠道資源，根據跨境電子商務發展規律和市場需求，從供應鏈、價值鏈和資源鏈上構建跨境電子商務綜合服務體系，形成各綜試區規范發展、創新發展的局面，帶動中國跨境電商持續創新，走向高質量發展，從而為全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動能。

打通發展瓶頸

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規模快速擴大，成為貿易增長突出亮點。跨境電商發展推動了傳統外貿企業“觸網上線”，同時也促使國內電商平臺開始通過投資并購、自建平臺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場。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跨境電商的營商環境不斷完善，便利化、自由化、規范化發展格局已經形成。”張莉同時表示，視頻、直播等新業態使跨境電商的創新發展效應持續擴大。尤其是跨境電商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帶動了中國的物流、支付等數字化基礎設施走向世界，帶動了中國規則和標準的輸出以及中國服務國際化發展。

沈玉良表示，伴隨跨境電商發展，我國形成了較領先的跨境電子商務平臺，這些平臺在國際電子商務平臺中啟動比較早，規模比較大。同時，跨境電子商務公共平臺也促進我國形成跨境電商生態圈。

但同時也應看到，在跨境電商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跨境電商物流渠道不夠便捷通暢、各國對跨境電商監管政策存在不確定性、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缺乏、各地落實跨境電商支持政策水平仍有待加強等問題，也制約了跨境電商發展。”張莉表示。

沈玉良表示，目前來看，在跨境電商進口方面，直郵模式受影響較大，但對保稅備貨模式影響較小。從跨境電商出口看，受海外疫情影響，物流配送受阻，有可能造成短期物流滯后、長期范圍內全球備貨難。未來我國跨境電商需要積極搭建全球供應鏈，保持彈性供貨。

下一步，我國將鼓勵企業完善海外倉配套服務，推進海外倉建設。同時，支持國內跨境電商平臺“走出去”；支持各類外貿企業和生產企業與國際性電商平臺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同時，完善跨境電商產業鏈和生態圈，支持各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匯聚制造生產、電商平臺、倉儲物流、金融風控等各類企業，發展物流、支付、快遞等服務行業，帶動本地周邊和產業鏈上下游企業“觸網上線”，為跨境電商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馮其予）